刘鑫成被执行人后，法院可以采取哪些强制执行措施******

　　法治课｜刘鑫成被执行人后，法院可以采取哪些强制执行措施

　　1月12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获悉，刘鑫(现名刘暖曦)已被列为被执行人，执行标的719365元，由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执行，立案时间为2023年1月11日。

　　刘鑫被列为被执行人后，法院可以采取哪些执行措施？

　　根据民诉法规定，执行员接到申请执行书或者移交执行书，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并可以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邢鑫向澎湃新闻介绍，在青岛城阳区法院执行立案，公开执行案件信息后，法官可操作法院执行网络查控系统，对刘鑫名下财产进行全面查控，比如银行存款、证券、股权、不动产、机动车辆、保险理财等，然后根据查控结果分别处理。

　　邢鑫称，若刘鑫有银行存款，则可划拨到法院账户，以支付江秋莲，执行结案；若刘鑫没有足额银行存款，法官可根据网络查控查找到的其他财产情况及申请人提供的财产线索，制定执行方案。随后，制作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相关单位协助查封、扣押被执行人的不动产、机动车辆、证券、股权、公积金等其他财产，并启动财产处置措施。

　　若刘鑫成为被执行人后，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赔偿，还可能会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俗称“老赖”，受到更多限制。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规定，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依法对其进行信用惩戒：

　　(一)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

　　(二)以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妨碍、抗拒执行的；

　　(三)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以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

　　(四)违反财产报告制度的；

　　(五)违反限制消费令的；

　　(六)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

　　若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已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法院将向失信被执行人发出限制消费令。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出行不得乘坐飞机高铁，不得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等场所高消费，不得购买不动产，不得旅游度假等。

　　澎湃新闻此前报道，2022年12月30日，江歌母亲江秋莲诉刘鑫生命权纠纷案二审宣判，维持一审判决，刘鑫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精神抚慰金20万元，并承担全部案件受理费。

　　江秋莲代理律师黄乐平曾表示，依据法律规定，刘鑫应当在2023年1月9日(含当日)之前完成赔偿，否则江秋莲可在1月10日起两年内向一审法院提起强制执行申请。

　　2023年1月2日，刘鑫在微博上发布文章并开通打赏，对于法院的判罚，她称若有人愿意帮她，她会感谢并希望有机会报答。此事被认为是刘鑫在众筹赔偿款，引发巨大争议，刘鑫的微博账号随后被永久禁言，微博方面称，第一时间关闭了刘鑫微博账号的打赏功能并限制其提现。

　　2023年1月10日，最后期限内未收到刘鑫赔付金，江秋莲随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澎湃新闻记者 廖艳）

喻国明谈网络平台的价值、规则及治理逻辑******

　　7月15日，2021中国网络诚信大会网络媒体和社交平台诚信建设论坛在湖南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小剧场举行。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喻国明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数据及算法等互联网平台资源不是互联网平台的“私有财产”，应形成一种平台资源社会共治的模式，使互联网平台明确自身价值目标及边界所在。

　　“对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格局而言，互联网平台的出现是一个革命性变化。”喻国明指出，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对于我国社会发展进步功不可没，且具有不可或缺的功能和特性。

　　具体而言，喻国明认为，互联网平台不但提供了传统意义上的传播渠道，也提供了政务、商务、教育、健康等行业，通过互联网传播机制打造新型在线服务的可能性。同时，“碎片化社会”有可能借助互联网平台的功能及技术，实现再一次互相连接和再组织化。此外，互联网平台的规模化发展，促使人与人、人与物及人与信息的连接更加高效便捷。

　　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平台也给人们提出了很多新挑战。喻国明总结为三个方面：首先，互联网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网络话语及规则的定义权、裁量权、解释权，可能以用户协议为由实施超越社会与法律的“平台监管”；其次，互联网平台拥有庞大用户、海量数据、先进算法，目前社会规则、社会力量的制衡不足；第三，互联网平台容易利用算法为用户编织“信息茧房”。

　　喻国明提出了互联网平台治理的三点建议：一是互联网平台是一种生态级存在，要保护其创新自由度，对它的治理应有必要的容错空间；二是提供平台用户协议的社会标准格式文本，由多方评议制订，平衡平台与用户间的权利关系；三是算法及数据是互联网平台发挥作用最重要的资源，应通过社会共治模式明确这类资源应用的边界和规则。（文/孔繁鑫、姚坤森 图/张瑜 视频/孔繁鑫、曾震宇）